吴虞先生传略

工 作 简 报

增刊二

2006年5月8日

吴虞先生传略

编者按  吴虞先生早年曾在乐山一中（时名嘉定府中学堂）任教。吴虞先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，与陈独秀、李大钊、鲁迅、胡适等人叱咤风云于思想理论界。时人赞誉为“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”、“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”。惜我校百年校史上未见其姓名和事迹。办公室工作人员根据有关史料编辑成此传略，以昭示我校历史人文厚重悠远。

吴虞(1872～1949)，原名姬传、永宽，字又陵，亦署幼陵。1872年12月19日生，成都市新繁(今新都县)龙桥乡人。父兴杰，字士先，曾任富顺县教谕。吴虞曾娶妻二人，生九女一子，子早夭。前妻曾兰，字仲殊，号香祖，诗书俱佳，南社社员。后妻常道玄。均早逝。

吴虞早年受过系统的封建教育。1891年入成都尊经书院。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后，转而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。时人称他是“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”。 1905年秋，吴虞东渡日本，就学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四班。研习欧美各国宪法、民法、刑法、政治学和经济学等，思想更趋先进。他在熟读了卢梭、孟德斯鸠、斯宾塞尔等诸家著作后，同孔子的儒家学说相“比较校勘”，于是“粗有所悟”，产生了反孔“非儒”的思想。

1907年，吴虞从日本回国，先后在嘉定府中学（乐山一中前身）、成都县中学、官办法政学堂任教。并在报刊上发表反孔“非儒”的文章，痛斥“圣贤误人深”、“孔尼空好礼”。他撰编《宋元学案粹语例言》，清政府令学部查禁，并要开除作者教职。清朝专制主义的压制，使吴虞发出了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。1910年10月他发表了《辩孟子辟杨墨之非》一文，指出“天下有二大患焉：曰君主之专制，曰教主之专制。君主之专制，钤束人之言论；教主之专制，禁锢人之思想”。他批判孔孟思想之“专制”，要求各学派“辩论”、“竞争”，使“真理益明，智识益进”，则国亦“由兴”。由于他猛烈抨击孔孟思想，尊孔复古派诬他为“名教罪人”、“士林败类”。

1910年，吴虞与其父在家庭问题上发生冲突，被父告到官府，成了轰动成都教育界的“上流社会”的“家庭革命”的大事。尽管经官审断，输理的是他父亲，但上流社会却以此为借口，攻击他是“非理非法”的“忤逆”行为。当时，四川教育总会会长徐炯借他的“家庭冲突”为由，召开了一次教育会，声讨这个“名教罪人”，将他“逐出教育界”。

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，吴虞《反对儒教及家族制度》一文发表后，四川护理总督下令逮捕吴虞。他被迫从成都逃到五通桥，得到任哥老会首领的舅舅的庇护，才没有成为清政府的阶下囚。

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，吴虞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卖国，表示了极大的愤怒；对市民罢市，学生罢课，寄予极大的同情。由于清政府的血腥镇压，保路运动发展为武装起义，各路义军围攻成都。吴虞写诗痛斥四川护理总督，热情歌颂义军。随着武昌起义和清王朝被推翻，清政府对吴虞的通缉令亦随之自废，从此吴虞又获得了自由。他回到成都，一度担任《西成报》总编辑、《公论日报》主笔、川西道署代理内务科长、《四川政治公报》主编等职。

辛亥革命后，四川形成了独特的军阀防区制，兵连祸接，苛税畸重，民不聊生。吴虞亲历其苦，其妻曾兰也因逃避战火而患重病死去。他写诗强烈控拆军阀、官僚的残暴统治，表露了广大人民反抗的呼声。此后，吴虞遭到袁世凯独裁统治的迫害，在成都教育界备受歧视。他的文章在成都不能发表，就寄到外省去发表。他写的《辛亥杂诗九十六首》，寄到日本东京为陈独秀选载于《甲寅》杂志上。他写的《康有为君臣之伦不可废驳议》，揭露立“孔教”为国教，是将孔孟之道作为复辟君主专制制度的工具。他认为，袁世凯之所以敢于恢复帝制，帝制复辟派“归咎于共和之不适用”于中国，是由于法制不健全所造成的。他在《情势法》一文中说：“今对于背誓叛国之人，抛弃法律之规定，不加以制裁，而唯就情与势之轻重利害言之，是真无法律之国也。”吴虞在这里提出了要健全法制，使有法可依，执法严厉。他针对封建守旧派掌握四川教育，提出要改革教育。指出：“今日欲改革学风，提倡教育，似当以校长有相当之学术为第一要义，此又必待留学有完全之人，而后学校有振兴之望。”

1915年9月，陈独秀在上海创办《青年杂志》，从第二卷起改名《新青年》，1916年迁到北京出版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《新青年》杂志为主要阵地，对封建思想展开批判，这 就是1915年开始形成的新文化运动。处于“外遭社会之陷害，内被尊长之毒螫”环境中的吴虞，在1916年有了新的转机。他看了《新青年》登载易白沙《孔子平议》一文，认为找到了“同调”。他写信给陈独秀说：“读贵报大论，为之欣然。”在信中还告诉陈独秀：“尚有《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》、《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》、《儒家重礼之作用》、《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》、《消极革命之老庄》、《读荀子》诸篇，其主张皆出王充、李卓吾之外。暇当依次录上，以求印证。”陈独秀同意发表他的文章，并且回信说：“尊著倘全数寄赐，分载《青年》、《甲寅》，嘉惠后学，诚盛事也。”由于陈独秀的支持，他的几篇主要论文，得以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连续发表，从而使他名动海内，与陈独秀南北辉映。他的文章，不但充满了反封建宗法制度的勇猛精神，而且敢于把儒家的伦理学说和政治上的专制制度，以及社会组织上的家庭制度当作三位一体的东西，加以批判，使当时处于封建思想压抑下的青年学生，受到极大的振奋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，吴虞积极配合鲁迅，对孔学和封建旧礼教、旧道德，进行了猛烈地抨击。他发表于《新青年》上的《吃人与礼教》的论文，同鲁迅的小说《狂人日记》一起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《吃人与礼教》成了当时进步青年反对封建旧道德的一个重要的战斗口号。胡适先生在给《吴虞文录》的序中尖锐指出：“正思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——无论是老店，是冒牌——不能不拿下来，捶碎，烧毁！”序中，胡适先生称誉吴虞为“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”。在他的影响下，有不少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，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骨干。

1917年，吴虞又回到教育界，在四川法政学校担任法制史、国文课教员。

1918年在四川法政学校、外国语专门学校及国学专门学校教国文和文学史。此间，守旧派对吴虞大肆攻击，那个曾任四川教育总会会长，辛亥革命后任大成中学校长，在“劝进书”上签名要袁世凯做皇帝的徐炯，策动了驱逐吴虞出成都教育界的活动。但吴虞却得到青年学生的支持，反对者攻击愈烈，购买发表吴虞文章的《新青年》愈多，吴虞在成都青年学生中所起的影响也愈大。

1921年夏，吴虞应聘去北京，先后在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南方大学京校、中国大学、北京学院任教。1922年4月9日，他参加了由李大钊等人发起的“非宗教同盟讲演大会”，并与李大钊等人在会上发表演说。

1925年，吴虞在北京当了四年教授后又回到成都。先后任成都大学、四川大学教授。这时的吴虞并未放弃反孔“非儒”的立场。仍坚持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旧礼教和文化专制主义。1928年5月，他发表了题为《对于祀孔问题的我见》的演说，再次申述了“五四”时期批判孔学和旧礼教旧道德的基本内容。同时，对辛亥革命后康有为、王壬秋、罗振玉、王静安、沈曾植、陈焕章等尊孔复辟派点名进行揭露，对袁世凯、张作霖、张宗昌等北洋军阀尊孔复辟点名进行批判，对章太炎、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后不反孔表示不满。1937年，他发表了《经疑》一文，这对于国民党积极施行“尊孔读经”的复古教育，是一个反击。为此，国民党特务曾在信封内放左轮手枪子弹对他进行威胁恫吓，但他不为威吓所屈，也不受利禄之诱。

吴虞是思想家，也是一位诗人。他的七言绝句与律诗曾名噪一时。诗集除《秋水集》出版问世外，《秋水外集》等均未正式出版。1917年3月，吴虞应柳亚子之请，加入了著名的南社，以后又加入了新南社。吴虞的诗，大多抒发了他反孔“非儒”的战斗情怀，章士钊称他“非儒诸诗，思想之超，非东南名士所及。”陈独秀称他为“蜀中名宿”，柳亚子称他与龚定庵、马君武为“诗界革命军之三人”。

吴虞一生中，除正式出版《吴虞文录》、《吴虞文续录》、《吴虞文别录》，以及诗集《秋水集》等著作外，他还编撰了《国文撰录》、《骈文读本》、《宋元学案粹语》等书。他从1911～1947年所记的100多万字的日记手稿，是研究近代史的珍贵资料，四川人民出版社已出版《吴虞日记》上下册，并出版了《吴虞集》。另外，吴虞与日本著名学者青木正儿友谊甚深，彼此往返书信颇多。青木正儿曾撰《吴虞底儒教破坏论》，将其“痛快的高论”介绍给日本学术界。

吴虞在成都最后任教的几年中，仍遭到尊孔复古派的打击和排斥，到1933年终于被迫去职，此后就退隐在家。晚年时，他两次拒绝了国民党四川省政府“高级顾问”的聘请。

1949年4月27日逝于成都，葬新都县新繁镇西龚家碾旁，享年77岁。

报：乐山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相关负责人，乐山市教育局雷局长等局领导、办公室、基教科、人事科、计财科、督导室等，乐山市教科所

送：王校长、姚书记等校领导，学校各处室主任，年级组、教研组组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