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虞先生传略
工 作 简 报
增刊二
编者按
吴虞(1872~1949),原名姬传、永宽,字又陵,亦署幼陵。
吴虞早年受过系统的封建教育。1891年入成都尊经书院。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后,转而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。时人称他是“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”。 1905年秋,吴虞东渡日本,就学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四班。研习欧美各国宪法、民法、刑法、政治学和经济学等,思想更趋先进。他在熟读了卢梭、孟德斯鸠、斯宾塞尔等诸家著作后,同孔子的儒家学说相“比较校勘”,于是“粗有所悟”,产生了反孔“非儒”的思想。
1907年,吴虞从日本回国,先后在嘉定府中学(乐山一中前身)、成都县中学、官办法政学堂任教。并在报刊上发表反孔“非儒”的文章,痛斥“圣贤误人深”、“孔尼空好礼”。他撰编《宋元学案粹语例言》,清政府令学部查禁,并要开除作者教职。清朝专制主义的压制,使吴虞发出了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。1910年10月他发表了《辩孟子辟杨墨之非》一文,指出“天下有二大患焉:曰君主之专制,曰教主之专制。君主之专制,钤束人之言论;教主之专制,禁锢人之思想”。他批判孔孟思想之“专制”,要求各学派“辩论”、“竞争”,使“真理益明,智识益进”,则国亦“由兴”。由于他猛烈抨击孔孟思想,尊孔复古派诬他为“名教罪人”、“士林败类”。
1910年,吴虞与其父在家庭问题上发生冲突,被父告到官府,成了轰动成都教育界的“上流社会”的“家庭革命”的大事。尽管经官审断,输理的是他父亲,但上流社会却以此为借口,攻击他是“非理非法”的“忤逆”行为。当时,四川教育总会会长徐炯借他的“家庭冲突”为由,召开了一次教育会,声讨这个“名教罪人”,将他“逐出教育界”。
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,吴虞《反对儒教及家族制度》一文发表后,四川护理总督下令逮捕吴虞。他被迫从成都逃到五通桥,得到任哥老会首领的舅舅的庇护,才没有成为清政府的阶下囚。
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,吴虞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卖国,表示了极大的愤怒;对市民罢市,学生罢课,寄予极大的同情。由于清政府的血腥镇压,保路运动发展为武装起义,各路义军围攻成都。吴虞写诗痛斥四川护理总督,热情歌颂义军。随着武昌起义和清王朝被推翻,清政府对吴虞的通缉令亦随之自废,从此吴虞又获得了自由。他回到成都,一度担任《西成报》总编辑、《公论日报》主笔、川西道署代理内务科长、《四川政治公报》主编等职。
辛亥革命后,四川形成了独特的军阀防区制,兵连祸接,苛税畸重,民不聊生。吴虞亲历其苦,其妻曾兰也因逃避战火而患重病死去。他写诗强烈控拆军阀、官僚的残暴统治,表露了广大人民反抗的呼声。此后,吴虞遭到袁世凯独裁统治的迫害,在成都教育界备受歧视。他的文章在成都不能发表,就寄到外省去发表。他写的《辛亥杂诗九十六首》,寄到日本东京为陈独秀选载于《甲寅》杂志上。他写的《
1915年9月,陈独秀在上海创办《青年杂志》,从第二卷起改名《新青年》,1916年迁到北京出版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《新青年》杂志为主要阵地,对封建思想展开批判,这 就是1915年开始形成的新文化运动。处于“外遭社会之陷害,内被尊长之毒螫”环境中的吴虞,在1916年有了新的转机。他看了《新青年》登载易白沙《孔子平议》一文,认为找到了“同调”。他写信给陈独秀说:“读贵报大论,为之欣然。”在信中还告诉陈独秀:“尚有《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》、《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》、《儒家重礼之作用》、《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》、《消极革命之老庄》、《读荀子》诸篇,其主张皆出王充、李卓吾之外。暇当依次录上,以求印证。”陈独秀同意发表他的文章,并且回信说:“尊著倘全数寄赐,分载《青年》、《甲寅》,嘉惠后学,诚盛事也。”由于陈独秀的支持,他的几篇主要论文,得以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连续发表,从而使他名动海内,与陈独秀南北辉映。他的文章,不但充满了反封建宗法制度的勇猛精神,而且敢于把儒家的伦理学说和政治上的专制制度,以及社会组织上的家庭制度当作三位一体的东西,加以批判,使当时处于封建思想压抑下的青年学生,受到极大的振奋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,吴虞积极配合鲁迅,对孔学和封建旧礼教、旧道德,进行了猛烈地抨击。他发表于《新青年》上的《吃人与礼教》的论文,同鲁迅的小说《狂人日记》一起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《吃人与礼教》成了当时进步青年反对封建旧道德的一个重要的战斗口号。胡适先生在给《吴虞文录》的序中尖锐指出:“正思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,故这块孔丘的招牌——无论是老店,是冒牌——不能不拿下来,捶碎,烧毁!”序中,胡适先生称誉吴虞为“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”。在他的影响下,有不少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,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骨干。
1917年,吴虞又回到教育界,在四川法政学校担任法制史、国文课教员。
1918年在四川法政学校、外国语专门学校及国学专门学校教国文和文学史。此间,守旧派对吴虞大肆攻击,那个曾任四川教育总会会长,辛亥革命后任大成中学校长,在“劝进书”上签名要袁世凯做皇帝的徐炯,策动了驱逐吴虞出成都教育界的活动。但吴虞却得到青年学生的支持,反对者攻击愈烈,购买发表吴虞文章的《新青年》愈多,吴虞在成都青年学生中所起的影响也愈大。
1921年夏,吴虞应聘去北京,先后在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南方大学京校、中国大学、北京学院任教。
1925年,吴虞在北京当了四年教授后又回到成都。先后任成都大学、四川大学教授。这时的吴虞并未放弃反孔“非儒”的立场。仍坚持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旧礼教和文化专制主义。1928年5月,他发表了题为《对于祀孔问题的我见》的演说,再次申述了“五四”时期批判孔学和旧礼教旧道德的基本内容。同时,对辛亥革命后康有为、王壬秋、罗振玉、王静安、沈曾植、陈焕章等尊孔复辟派点名进行揭露,对袁世凯、张作霖、张宗昌等北洋军阀尊孔复辟点名进行批判,对章太炎、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后不反孔表示不满。1937年,他发表了《经疑》一文,这对于国民党积极施行“尊孔读经”的复古教育,是一个反击。为此,国民党特务曾在信封内放左轮手枪子弹对他进行威胁恫吓,但他不为威吓所屈,也不受利禄之诱。
吴虞是思想家,也是一位诗人。他的七言绝句与律诗曾名噪一时。诗集除《秋水集》出版问世外,《秋水外集》等均未正式出版。1917年3月,吴虞应柳亚子之请,加入了著名的南社,以后又加入了新南社。吴虞的诗,大多抒发了他反孔“非儒”的战斗情怀,章士钊称他“非儒诸诗,思想之超,非东南名士所及。”陈独秀称他为“蜀中名宿”,柳亚子称他与龚定庵、
吴虞一生中,除正式出版《吴虞文录》、《吴虞文续录》、《吴虞文别录》,以及诗集《秋水集》等著作外,他还编撰了《国文撰录》、《骈文读本》、《宋元学案粹语》等书。他从1911~1947年所记的100多万字的日记手稿,是研究近代史的珍贵资料,四川人民出版社已出版《吴虞日记》上下册,并出版了《吴虞集》。另外,吴虞与日本著名学者青木正儿友谊甚深,彼此往返书信颇多。青木正儿曾撰《吴虞底儒教破坏论》,将其“痛快的高论”介绍给日本学术界。
吴虞在成都最后任教的几年中,仍遭到尊孔复古派的打击和排斥,到1933年终于被迫去职,此后就退隐在家。晚年时,他两次拒绝了国民党四川省政府“高级顾问”的聘请。
报:乐山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相关负责人,乐山市教育局雷局长等局领导、办公室、基教科、人事科、计财科、督导室等,乐山市教科所
编辑:(刘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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